非常高兴能够来参加公安部和教育部共同举办的“校车交通安全管理工作现场会”，昨天有同志讲校车工作是一个功德项目，我非常认同这个说法，因为，我们知道在校车工作的背后有两个关键词：一是孩子，二是教育。孩子是我们国家的未来，教育是我们国家的希望，而我们给孩子们提供的环境还不够理想，我有很多的数据和案例，包括国外和国内的，但我不想在这里列举，这次汶川地震为什么如此震撼中国人，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有那么多的孩子走了，他们还那么小，没有来得及享受人生，就匆匆离去，让我们这些做大人的心痛不已，更让我们感到有一种责任的压力。所以，我们大家在这里，交流经验，研究问题，共同为校车工程的建设献计献策，为孩子们做一点事，给他们创造一个良好的生活和学习的环境，其意义就尽在不言中，我想说的是：孩子的安全问题，怎么强调都不过分。
我是一直从事风险管理研究的，也包括交通风险管理、教育风险管理和校车问题的，所以，这次受邀来参加这次会议，原来是想来谈谈关于校车风险管理问题的，特别是国外在校车风险管理方面的先进经验，但到了这里之后，看了会议的材料，听了各省的经验介绍，特别是昨天看了我们威海市的实践，我觉得原先的准备都是多余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从这次会议交流的情况看，我国的校车管理，虽然起步时间不长，但在公安部和教育部的共同推动下，在我们各级政府和部门的共同努力下，已充分发挥了我们的后发优势，可以说国外在校车管理方式的做法，在我国均得到了很好的应用，而且是结合我国实际的、创造性的发挥应用，效果和成绩显着。我们知道国外在校车管理方面的主要经验包括：1）导入校车的概念，校车的概念不仅是一种车辆类型，而是一种社会管理模式，或者是社会管理价值取向的体现，它包括了关注孩子，关注教育，关注安全，关注效率，关注环境等，成为了现代社会的“校车文化”。比如，大多数国家的校车采用了统一的黄色标识，人们认同并尊重黄色车辆的“特权”，自觉予以礼让，这是一种社会文明和进步的体现；2）建立校车的专门法律与规章，明确对校车的法制化和专门化管理，这样就确立并强调了校车特殊的地位，强调了拥有、经营和使用校车过程中的规则和责任，如：明确和解决准入问题；3）建立校车的专门技术标准，根据学生的特点，制定有针对性的标准，确保安全，而且是追求确保万无一失；4）校车安全环境建设，包括驾驶人员管理、道路的管理、上下车管理、定期审核制度等等，另外，学生的安全教育也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这方面我们的邻国日本就有很好的实践；5）强调校车解决过程中的综合治理，要求政府、社会、学校、家长、学生、校车经营者、校车驾驶员等共同参与，各负其责，相互配合，特别强调政府应当在校车工作中发挥主导作用；6）保险方案，对于校车的保险一般有特别的要求，主要是在限额安排方面，同时，与校车的管理制度衔接，没有办理校车保险的车辆不能营运。如加拿大的校车运营条例第三条就明确规定校车必须办理保险，并且规定15座以下的，赔偿限额为：每人20万，每次事故50万；15座以上的，赔偿限额为：每人20万，每次事故100万。
作为来自保险行业的人士，我在这里想谈谈如何利用保险制度来完善社会风险管理，也包括校车风险管理的问题。大家知道保险是现代社会的一种经济制度，通过这种制度，能够很好地解决社会的个体在遇到风险损失时，可能得到经济补偿，稳定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我要说的是：其实保险的职能不仅在于一种风险损失的补偿，保险的另一个重要功能是社会风险管理，由于保险是经营风险的，所以，其拥有很强的专业和资源优势，例如，保险公司有许多经营网点，有大量专业人才，有风险评估技术，有救援、修理和医疗等资源，能够很好地发挥社会风险管理的职能。另外，保险在其自身的经营过程中具有很强的“正外部性”特征，一是保险公司为了确保经营的稳定，要对社会风险进行改进工作，包括防灾防损工作，从而改善全社会的风险水平；二是保险公司采用差异化定价的模式，起到了一种风险奖惩机制，能够使社会的风险保费合理负担，推动安全意识普及。
因此，我们各级政府在开展一些社会风险管理制度建设过程中，要善于利用保险行业的力量，因为，保险行业在这方面一是有优势，二是有利益。我们就校车工程来讲，首先是绝大多数的车辆均按照相关的要求办理了车辆损失保险、交强险、第三者责任保险、车上人员责任险、承运人责任保险等，XX年全国的车险保费收入达到1400亿；其次，近年来在教育部的高度重视下，在“平安校园”工程的推动下，绝大多数的学校均安排的校园方责任保险；第三，为了确保学生的安全保障，绝大多数的学生均购买了学生意外伤害保险；此外，还有大量的人身保险的存在。保险公司在开展这些业务的过程中，也最不希望看到发生事故，因此，他们也在积极努力为安全教育，为改进安全状况，为确保安全在做努力，在投入各种资源。所以，政府在建设社会风险管理的制度过程中，应当考虑整合和利用保险行业的力量，利用他们来推动和支持这些项目的开展，更重要的是通过保险行业的参与，能够使这些制度成为一种基于市场经济体制的可持续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