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是诉讼爆炸的年代。有资料显示，1990-1999年间全国法院共受理一审案件4229万件，年均受案424.9万件，为前13年平均数的3.4倍[1]。各类案件数量快速增长，而法官人数不能顺风就势、水涨船高地相应增多，甚至还要减少，已是不争事实，审判领域里的“案多人少”矛盾日益显现和突出。如何解决不断扩张的审判任务与相对吃紧的审判资源之间的矛盾，意见颇多。大家清楚，这首先须从“人的因素”入手，即不断提高法官素质，充分调动法官及其他审判辅助人员的工作积极性，最大限度地挖掘和发挥他们的能动作用等，其次也有必要对现行诉讼制度进行考量，实行简约、快捷的工作程序，方便法院提高审判效率，方便群众进行诉讼。对于后者，人们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简易程序，冀望它能解决因案件增长而带来的各种现实问题，最高人民法院于1999年亦将“扩大简易程序适用”作为一项改革目标列入《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本文拟就民事诉讼简易程序的现况、存在的问题及适用范围进行探讨，并提出完善民事诉讼简易程序的构想，以期对今后司法实践和审判改革有所裨益。 一、简易程序的适用状况 笔者收集了所在法院——南京市大厂区人民法院1998年至XX年四年间的民事审判数据，通过统计、对比和分析，对该院民事审判中适用简易程序的情况进行调查，调查得出：在这法院，简易程序有着广泛的适用基础，早已形成“扩大适用”的客观事实和趋势。 1、从案件总量看，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在总结案量中占有绝对比重，并呈逐年增长趋势。近4年，大厂区法院每年适用简易程序审结的民事案件数在当年结案数中所占比例均在83%以上，其中1998年为89.64%，1999年为83.34%，XX年为84.34%，XX年为87.84%。如此高的比例，表明简易程序不因其“简”而旁落为辅助性程序或次要程序，恰恰相反，它现在是基层法院完成审判任务的主要工作程序，或者说，它是当事人进行诉讼、接受司法审判和直观地面对法律、接触法律的主要方式和途径。 2、从适用范围看，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类别已几乎涉及全部收（结）案的民事案由。XX年大厂区法院共受理确定民事案由36种，XX年受理确定民事案由49种，其中除医疗事故损害赔偿1种案由未适用过简易程序外，其他案由都有过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结案的记录。以11种公众熟悉的民事案由在XX年的适用情况为例，离婚案件中适用简易程序审结的案件所占比重为95%，抚育费案件为98%，赡养案件为100%，借贷案件为88%，买卖案件为93%，合伙案件为83%，劳动争议案件为9%，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为85%，财产损害赔偿案件为83%，邻关系案件为90%，名誉权案件为100%。其中劳动争议案件所占比重低，是因为该院于年初决定这一类案件不再适用简易程序审理造成的。由此可见，除极少数案件类型外，基层法院或法官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民事案件的胆略远比理论界要大，司法实务中还很难绝对归咎哪一种民事案件不适宜适用简易程序进行审理。 3、从适用机率看，传统民事审判领域里常见的几种案件类型适用简易程序的机率较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1997年编制统计报表（法综9表）的案件分类法进行比较，可发现离婚、抚养、赡养等婚姻家庭类案件适用简易程序的比率很高，且较为稳定，而其他诸如赔偿类、房屋类和最易出现新类型案件的债务类案件，适用简易程序的比率则极不稳定，或升或降，详见下表： 年份 项目 1999年 XX年 XX年 婚姻家庭类 总数 481 430 433 简易案件数 443 403 419 比率 92.1% 93.72% 94.58% 房 屋 类 总数 57 60 60 简易案件数 36 50 45 比率 63.16% 83.33% 75% 赔 偿 类 总数 64 72 97 简易案件数 35 51 83 比率 54.69% 70.8% 85.57% 债 务 类 总数 226 340 225 简易案件数 187 256 172 比率 82.74% 75.29% 76.44% 可见基层法院或法官经常接触和审理并积累了丰富办案经验的一些案件类型，与其不常接触和审理的案件类型相比，适用简易程序的机率要高。这又从另一方面说明，案件难易之分，与法官对案件性质的熟悉程度有关，并随着法官个人及其职业群体的成长而由难变易。 大厂区法院适用简易的情况，与学者们列举的有关数据基本相仿，也与南京地区其他基层法院的情况相近似②。上述调查至少给我们三点启示，一是各基层法院可以通过统计等科学方法对本院法院法官适应不同案件的能力进行调查摸抵，从而确定符合自身实际的繁简案件范围；二是简易程序以其独任之特征，抑制住案件数量增长对法官人数的需求，缓解了“案多人少”矛盾，成为解决这一现实问题的主渠道；三是各基层法院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类型，已实际超出最高人民法院惯常认可的范围，当前扩大简易程序适用范围的主要任务不在于推广实施，而在于修改行法律和司法解释。 二、适用简易程序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透视 实践中发现，适用简易程序存在两个不良倾向：一是“简易程序普通审”，一方面简易程序与普通程序的庭前准备等流程管理措施完全相同，没有体现出快捷、简便的特点，另一方面庭审过程缺乏灵活性和便捷性，从法庭调查到法庭辩论等诉讼环节与普通程序也没有多大变化。总之，简易程序并不简易，实际上它正在演化成“独任程序”；二是“随意转换程序”，一则不注意识别简单民事案件，实施繁简分流，二则淡化适用程序法的严肃性，使简易程序的审限制度对承办法官缺乏约束力。司法实务中还很大程度上将简易程序当作向普通程序转化的跷板。这两个倾向与设计简易程序的立法初衷不符，所以称之为不良倾向。简易程序并没从诉讼运行上真正成为一个独立的、明显区别于普通程序的诉讼制度。 出现上述不良倾向，不是偶然的。如果说问题只有暴露出来了才能得以解决，那这还不是件坏事。学者们对简易程序现存的问题多有论述，大致可归结为：立法规定过于简单、粗疏，简易程序与普通程序界限不清，简易程序不简化，司法解释与立法前后矛盾③和对转程序行为监控不力，这里不再赘述。从审判角度观察，笔者体会是： 1、造成简易程序普通审的原因：①法官驾驭庭审技能不够，不能依案件情况灵活安排调查、辩论等庭审步骤，或大胆地省略某一庭审步骤，只有按已有程式走形式，有的案
件庭审更呈现无病呻呤状；②适用简易程序缺少总体上的法律支持，相关法条仅有5个，除起诉、通知开庭和庭审的方式分别针对当事人和法官能够体现“便利”功效外，在送达、庭前准备、法律文书制作和执行等许多诉讼环节毫无便利可言；除答辩期、审限期具有直接缩短期间。功效外，在“立、审、执”等审判分工和工作00上都缺乏提高效率的机制；③法院内部的工作规范和考核要求过于单一，阻碍了简易程序发展。近几年，法院系统对立审分开、案件登记立卷、审书配合等一系列审判工作规范得越来越具体和仔细，但没有区分普、简两种不同程序之间的差别或者区分不大，习惯中仍以普通程序的做法考查简易程序的对错，这无形中制约了法官适用简易程序的创造性和能动性，使现有的一些诸如巡回办案、即立即审等立法理想在新历史条件下得不到推广实施。 2、造成随意转程序的原因：①不注意事先识别繁简案件，加之现行识别标准不便于实务操作，使案件进入审判阶段前未实施繁简分流，未固定所适用的诉讼程序；②法官的程序意识不强，把程序视为工具，忽视了诉讼程序所固有的功能和价值，如约束法官行为、保障司法公正等等，是法官必须遵守的法律制度之一，而有的法官甚至利用“转程序”来掩饰自己工作上的无能；③法院内部对转程序案件的监督制约不力，既没有准许转程序的前提和条件，又未规定随意转程序的责任和处罚办法。 适用简易程序还遇到一些难点问题，主要为： （1）送达难。送达难已直接影响到诉讼进程，降低了审判效率，这不只是简易程序所特有的问题，在普通程序中也存在。民事诉讼法规定了6种送达方式，适用起来遇到不少困难，比如：大量非常住人口的存在，其居所普遍不稳定；城市建设和房屋租赁市场发展带来的当事人住所变动和易于更换；更有甚者，有的当事人存在厌诉心理，为拒绝和躲避诉讼，和亲属合起合与法官捉迷藏。为了送达，送达人员有时要起早贪黑、蹲点守户，这样一味地要求法官尽职尽责，既不合理也不长久，没有体现“两便”原则。简易程序中的口头、电话、捎信、便条等传唤方式，仍是以当事人诚信、住所稳定、自觉接受审判为前提，不能应付现今诚信缺失的社会现况，操作起来显得“吃软不吃硬”，常常拖延诉讼进度，造成审判被动。 （2）识别难。识别简单民事案件本身就是起争议的问题，不同法院和法官对同一案件的难易程序评价不一，是不可避免的事情。实践中还出现看似简单但很难、看似繁杂但很易的现象。这里面有法官个人及群体的业务素质、司法经验和授业基础不同的原因，有每个案件所蕴含的繁杂性、特异性和难解性不同的原因，还有案件自身发展变化的原因。人们担心，识别结果的不同会表现为实务层面上的司法不统一。这一担心绝非多余。目前，各法院均不同程度地突破司法惯例，扩大了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还没有一个统一标准。 （3）简化难。前文提及法律规定和法院内部规章对简化简易程序的掣肘，其中制作裁判文书繁简不分就是具体问题。因为我国未采用格式化裁判文书，而现行法律又明确要求裁决文书写明当事人争议以及法院裁决的事实和理由，因此，不论案件多么简单明了，不管是调解结案还是判决结案，法官都要为了写清一个完整的案件事实与争议的来龙去脉而详尽调查，娓娓道出。此外，由于是凡判决均可上诉，当事人虽明知判决正确却恶意利用上诉制度拖延判决执行的情况时有发生，这使得本应快捷的审判变得拖趿，还耗两级法院的审判资源。 三、简单民事案件的识别标准 根据民事诉讼法第142条的规定，简单民事案件的识别标准为“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争议不大”。对这一识别标准如何进一步理解阐述，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莫衷一是。最高人民法院曾就此作出司法解释称：“‘事实清楚’是指当事人双方对争议的事实陈述基本一致，并能提供可靠的证据，无须人民法院调查收集证据即可判明事实，分清是非；‘权利义务关系明确’是指谁是责任的承担者，谁是权利的享有者，关系明确；‘争议不大’是指当事人对案件的是非、责任以及诉讼标的的争执无原则分歧”④这一解释，有的地方值得推敲和商榷。比如“无须人民法院调查收集证据即可判明事实”一句，就不切实际，因为有些案件的当事人因客观因素限制不能提供证据，但可以提供确切的证据线索，只要法院调查一下就可查明事实。以抚育费纠纷案件为例，相关法律规定完备而明确，当事人之间是否存在权利义务关系也易于查清和认定，纵使双方争议再大，用3名法官去审理和用1名法官去审理的效果都是一样。 这类案件争议最多的地方通常是负有给付义务一方的收入情况，不是无须调查即可判明事实，而是一经调查就可判明事实，不也简单！相比之下，最高人民法院组织编写的业大教材《中国民事诉讼教程》中对识别标准的表达，更为通俗易懂。它从法官的视角写道：“简单的民事案件，有三个等同的特点；一是纠纷不复杂，易于弄清事实，分清是非；二是法律、政策有明确规定，易于作出处理决定；三是当事人双方对立情绪不大，矛盾易于解决”⑤—易查、易判、易解决矛盾是简单民事案件的核心内涵，也是法官识别和评价简单民事案件的基本标准。如果从当事人的视角来理解这一标准，可以表述为：能够提供确切的证据或证据线索，权利要求有明确而具体的法律依据，相互间的争议不属于法律分歧，而是认知或信用分歧。 现行识别标准的立法技术是概括式规定，其基本上能反映出简单民事案件的内在本质，具有抽象、原则和适用性强的特点，有利于从横向上应付我国各地区的经济发展、人口素质、法治环境和需求等客观情况不同带来的法院、法官和当事人之间存在的认知水平和认知结果的差异，以及从纵向上应付不同时期人们的认知水平和认知结果的发展变化。但是，司法实务中的识别是非常直观的分辨过程，作为一个识别标准，由于其过于抽象和原则必然会导致在由本质向外延推导的过程中，因操作人员、方法、时间的不同而得出不同结论。这又说明现行识别标准的主观成份太多，客观成份太少，不利于从表象上统一司法。依照现行标准进行识别，同一案由下的各个案件有难易之别，不同案由下的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