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同学，大家好：
特别高兴能有机会到这来跟大家有一个面对面的一个交流。其实要说的话非常多，但是我还是想说说，是什么时候开始动了拍《温故1942》这个电影的念头。
大概是在1993年，在一个阳光明媚的一个下午，王朔从他的客房穿过堂屋，走到我这个客房来，就扔给我一个小说。这个小说是刘震云写的《温故1942》，我就一口气把这个小说看完了，非常地受到触动。这个小说里写了1942年发生在河南的一场灾荒，大概有三千多万河南人向陕西逃荒，途中有三百万人饿死了。但是我非常吃惊就是，在看他的这个小说之前我完全不了解有这么一场灾难。当刘震云要写这个小说的时候，去采访那些幸存的当事人的时候，大家也都说记不清了。是不是我们是善于忘记的一个民族，还是说我们这个民族遭遇的苦难实在太多了?所以我想，拍这个电影的意义其实挺大的，一个是让我们大家了解河南发生，我们中国历史上一个大的悲剧，另外一个通过这个电影，也想一想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悲剧，以后还会不会发生。
所以，温故而知新，我觉得非常的重要。这个电影就像一个镜子一样，照见了我们自己。你看我长得是挺寒碜一个人，因为有镜子，所以我知道我长得寒碜。倘若没有这镜子，我可能会把自己想象得特英俊，特别的器宇轩昂。但是当你照到镜子的时候，你发现跟你想的不一样。我觉得尽管我看到这一切的时候会很不舒服，但是比我不知道要强一点。所以《一九四二》也是照见了我们的民族性里的一部分不堪。虽然我觉得我们的民族肯定是在世界民族之林是优秀的，否则的话我们也不可能走到今天。
我不是一个特别有责任感的人，但是因为被刘震云的这个小说击中了我的内心，于是我跟震云说，能不能把它拍成电影。刘震云说不着急，再等一等。我觉得他说不着急再等一等，并不是他不想把它拍成一电影，他肯定是对我不信任。因为那个时候我还没有拍过任何一部电影。时间到XX年的时候，元旦过年中的一个晚上，震云找到我，我们俩包的饺子，喝了一顿大酒，然后他开始跟我说，兄长我今天找你来是想把《一九四二》这孩子托付给你。我听后特别特别兴奋，于是我们就找了很多的专家、很多的导演来讨论。大家有一个共识——这个小说是一个非常好的小说，但是它非常不适合改成电影，因为这个小说既没有故事也没有具体的人物，也没有情节。大家散去，我就跟震云蹲在我那工作室外头的树荫底下，我就问他：怎么办?震云问我你还想干不想干，我说想干。接着震云跟我说，我觉得把一个可能的事变成可能的工作，很多人都在做，只有很少的人在做的事，是把不可能变成可能，但是把不可能变成可能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
怎么把不可能变成可能?肯定是非常难的。有两种方法，一种是聪明人，很聪明的编剧，首先要知道我写这个剧本，我不要走弯路，我不能绕远，不做无用功。还有一种编剧，是笨人，用的是最笨的方法，他是在路上走出来的，就是说他不知道哪条路是他要走的路。怎么办呢?把每条路都走一遍，这种编剧很笨，做了很多的无用功，但是有一条就是他真的找到了。他是因为发现，他走了很多的冤枉路，然后他发现这条路是我要走的。我跟震云说，我说咱们俩肯定是那笨的人，所以咱们得选择笨的方法。震云说好，我就等你这句话。
我们工作室六个人一起上路，我们走了几个月，我们首先沿着小说的这个线索，河南、重庆、开罗，经过几个月的采访、摸索，这个剧本就浮现出来了。这个剧本几起几落，都没有拍成，我光成立摄制组就成立了三次，大张旗鼓地选景、找演员，最后几次折腾下来，我开始意识到，可能在我的有生之年没有机会，或者说在我能够有创作精力、有这样的冲动的时候、有这样的体力的时候，可能没有机会把这个小说拍成电影了。这期间我拍了很多其它的电影，在这个过程中，因为想拍的东西一直没办法拍，所以我可以全心全意地走一个商业片的道路，然后把这条道走得很通。这是一条什么路呢?就是充分尊重观众。然后让我自己也觉得好玩，也有意思，我觉得也不恶心。就是这样一些片子形成了一个很高的人气。对我来说，就是所谓的大家说的品牌。这个品牌是什么呢?就是观众对我的电影有个基本的信任，而刚好在这种影响力、力量最大的时候，终于在XX年又贼心不死地把《温故1942》的剧本放到案头上。之所以在拍摄《一九四二》这条路上这么坎坷，有这么多阻力，这么不顺，其实是因为你没准备好。这是一好东西，你想干可以，你要做一个很好的准备。可能到XX年的时候，觉得你准备的差不多了，可以拍了，所以这电影就拍出来了。
《一九四二》我觉得是我们在所有的中国电影，向着一个商业大潮洪流裹挟着冲过去的时候，我们突然独树一帜地杀了一个回马枪，这个叫大清新。有个词叫小清新，我觉得《一九四二》是大清新。我们就是想做别人不敢做的那些事，我觉得没关系，对于我个人来说，我觉得我出名、得利，我名利早就双收了。名利双收了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我就享受所有这些名利带来的好处，还有一种就是我就敢于把这些东西压上去，去做我非常想做的那件事。也许我挥霍了观众这么多年来，我积累起来的对我的信任。在《一九四二》这部电影上，但是我认为，我更相信是由于《一九四二》我又建立起来了更大的一个信任。
我发现尤其是年轻的观众，他们看完这个电影之后，有一个特别强烈的感受，就是走出电影院的时候，突然意识到自己很幸福。你看完这个电影你会知道，如果你生在1942年的河南，你真的是叫生不逢时。你会觉得在今天，你怎么想你遇到的所有的挫折，你都不会想我给饿死了。跟饿死了相比，咱们目前的这些挫折、这些的不幸，其实都不在话下。张国立他说演完了这个戏，他有一个特别大的体会，就是饥饿和人的尊严。这种关系，经常我们听到一句话叫：不为五斗米折腰。是不是咱们经常说，一个人特别有气节，不为五斗米折腰。我拍完《一九四二》，我就有这么一个感觉，不为五斗米折腰的这些人，他一定是家里头搁着有五斗米，或者十斗米，或者十旦米，他是不为你给他这五斗米折腰。如果家里老婆孩子嗷嗷待哺，你弄不会这口吃的去，年迈的父母、妻儿老小，全都得饿死，我就真的不相信他不折腰，一斗米什么事都能干，只要为了能活下去。贫穷使人变得更加的自私，目光短浅，因为他看不到远处，他只能看钱。我怎么能够活下去，怎么能够凑合地活下去。在1942年，什么是尊严?尊严就是肚皮。所以到今天国家开始，变得富强一些了，你才可以讨论有没有尊严这件事。所以我也希望大家，我这个也不是说唱一高调，应该通过看这个电影你知道，你能够活在今天，你是很幸福的。
最后我也想把我们电影开始的那段旁白用河南话跟大家说说： “1942年冬到1944年春，因为一场旱灾，我的故乡河南发生了吃的问题。”与此同时，世界上还发生着这样一些事，斯大林格勒战役、甘地绝食、宋美龄访美和丘吉尔感冒，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