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四月的立项到7月25日实践的结束，看似漫长遥远的三个多月的时间在建筑系疯狂的设计与交图，以及紧张的期末考试周，以及考试周结束后全身心地、井然有序却也略带紧张的准备，以及最后在纳雍昆寨中学的实践中逝去了。这期间，有联系上的反反复复，有筹备上的辛辛苦苦，有各种碰壁后的垂头丧气，有取得各种成就后的欣喜欢乐，有旅途中的颠颠簸簸，有难说出口的心疼心酸，还有最后离别时的不舍与眼泪……
这是一个有着太多故事的过程， 我用我笨拙的笔不能描述不出全部这些故事，只好用几个关键词来概括我们的实践：转变、反复、准备、走访、倾听（心疼）、忙碌、感动。或许这几个词并不足以完全把我们这次实践的轮廓勾勒出来，或许仍然存在某些遗漏，但这些词已足矣表达出我们的感受。
转变
当我们回过头来重新审视我们最初的想法时，虽不会因为当时那个想法的幼稚与不成熟而嗤之以鼻，却也绝对会会心一笑。
最初的最初，我们的确怀着一种自以为很崇高的心理、很英雄主义的心理立了项——到中国一个最贫困的山区去支教。那个时候，我们的确一心向往着徐本禹式的支教经历，虽然我们不可能像他那样在一个山区支教多年，我们仅仅只是一两周的时间，我们一心只认为只有那种环境下的支教才是最有意义的。
但是随着实践各方面工作的开展——尤其是备课阶段的展开以及最后实实在在的支教经历，让我们的想法不断地发生着转变。
我不得不承认，在最初的想法里，我们太自以为是，只是过分的关注怎样怎样的活动、怎样的环境、怎样的经历对于我们才是最有意义的，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单方面地考虑自身，而忽略了我们的活动对于承受方的意义、对于社会的意义。
渐渐地，我才明白，实践的作用，并非是期待我们通过某一次或者某几次的实践而实现多大的社会价值，而是让我们能够走出大学这座象牙塔的庇护，去接触社会，认识社会，也是了解自己。
而在这个过程中，尽可能的锻炼自己，尽可能的提升整个实践活动的社会价值。
而活动的意义与价值，也并非取决于我们选择的实践环境、实践地点和实践人群，而是取决于我们的活动，取决于我们在这次实践中付出了什么，给对方带去了什么；取决于我们收获了什么，而对方又收获了什么；取决于我们的活动是否能让社会上更多人和群体关注我们的实践的对象，而不是关注我们。
任何活动的意义都不是在实施之前通过制定目标或者计划臆断推测出来的，都是在真正践行的过程中看到的、感受到的。
反复
这其实是一个很让人恼火和垂头丧气的过程。
四月份立项的时候，我们就已经确定了我么实践地点为贵州省毕节市**小学，然而同对方联系接洽的过程总是让人“出乎意料”。
本以为是应该是一件很顺利很简单的事情，只不过给当地校长或者政府打一个电话说明情况征得他们的同意就可以了，没想到是那样的繁琐。
当我尝试着和**小学的校长联系时，他告诉我大学生支教属于教育类公益活动需要和镇的团委和教育部门联系，让他们同意审批，当地收到上面的通告以后才能和我们商量具体事宜。
而当我联系到镇的团委和教育局时，两个单位有事不约而同地把我再往上面踢——让我和毕节市的团委和教育部门沟通。
总之，从开始联系**小学的校长一直到最终拿到毕节市团委和教育局审批通过的消息一共用了几乎半个月的时间。
然而当我们在期末考试结束后再次同**小学的校长联系时，虽然这时我们已经拿到了从毕节市到该镇各级的“通关文碟”，他仍然告诉我们两个字——无效。我们需要和镇中心校区的负责人联系得到中心校点的同意等等。当我们请求这位校长协助我们一起联系时，他却告诉我们联系是我们的事情，他帮不上什么忙。
我们真的很恼火他的这句话。但是我们仍然拨通了中心校区的电话，接下来的事情更令人恼火，每一次我们还没有把话说完，对方就直接挂掉了电话。
我们最终放弃了**小学，一直有人包括实践组的前辈、包括家长反对我们到那么偏僻（注：我没反对）、那么没有安全保障的地方去实践，但是我们认为只要做好了联系工作这些都会得到解决，我们坚持了那么久，但是当地的不配合以及电话里对于我们不信任的语气让我们做出了改变——最终选择了纳雍，选择了昆寨。